Academic Research Series of Famous Chinese Foreign Language Scholars Liu Yingkai Academic Research Collection Liu Yingkai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9787544661478

本书为我社“中国知名外语学者学术研究丛书”之一，是作者刘英凯教授在不同出版物上发表的文章，涵盖以下几个领域的内容：翻译研究、语言学研究、修辞研究、英语教学研究。

丛书的作者大多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外语教育领域、各个学科或学术领域成就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其中不少前辈亲身历了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风雨历程，见证了她的变化与前行，历和体验了发展过程，主持或参与了不少外语教育改革方案的具体设计和实施，为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勤耕不辍、孜孜不倦，在各自研究的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敬佩、敬仰和骄傲的成绩。他们是某一研究领域的拓荒者、奠基人，或是代表人物、主要建设者，推动、影响和某一学科或领域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如今他们大都年事已高，从改革开放起始时的青年才俊风华正茂的外语学术栋梁，步入了稀、耄耋之年。整理、遴选和出版他们的学术成果，正是为了弘扬我国知名外语学者敢为天下先，善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继承他们那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敬业精神，学那种筚路蓝缕、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

在即将迎来改革开放四十年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外教社组织策划了“中国知名外语学者学术研究丛书”，计划出版100种，诚邀国内外语界知名专家学者，请他们梳理和改革开放以来，在各自学术领域具代表性的成就和成果，结集出版，记录他们在各个外语学科领域或方面的所思、所学所想和所为。丛书内容丰富，所涉领域广泛，几乎涵盖了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外语教育、教学研究、翻译学研究、跨文化交际研究等各个重要领域括：语音学研究、词汇学研究、语法学研究、语用学研究、认知语言学研究、心理语言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作家研究、文学作品研究、英汉对比研究、翻译理论和与实践研究、翻译史研究、翻译家与翻译作品研究、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学科建设与课程建设研究、教材与教学研究、测试理论与实践研究、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研究、外语复合型人才培养理论与实践研究外语学科融合与人才培养研究等，既有理论研究和提炼，又有丰富的实践体验，充分展示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外语学科方方面面的实践与发展、成就与成果是读者了解和研究这一代学人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

从他们的作品中，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外语教育四十年改革发展的历程，外语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演变的轨迹和不断发展和繁荣的过程，体察一代学人的学术追求和治学精神，尤其是他们在探索和创新中体现出的既积极跟踪国际学术研究发展，及时介绍、各种理论和方法，为我所用，又紧密结合中国外语教育的需求和实际积极有效借鉴他人成果，针对我国外语教育、教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各方面的现实，通过学、消化、创造、创新解决现存问题，探索和建立具有中国的外语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有力有效地和提升中国外语教育、学科、学术研究的发展的示范和价值。

我是“40后”——1946年生人，按照旧历，如今已七十有三。回顾走过的人生道路，真是感慨万端。

19年，由于家庭的复杂性——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做出结论，我“高考”后没能考上较好的学校。录取了我的是“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简称：哈外专)英语系。所以我只能在英语业务上好好钻研，争取做个稍稍有用的人。

我在1966年“”爆发之前，几乎凭借自学通读了张道真先生的《实用英语语法》和在旧书店购买的1929年出版的汉译《纳氏英文法讲义》(neifield's English Grammar Series)，为后来的英语学译过程中对原文的正确理解打下了基础。儿和我重译的《夏季走过山间》和《简·爱》的“译者后记”中，我都对已有译本在语法不同层面上存在的理解错误做了学术探讨。另外我们父已翻译完稿，尚待出版的《飘》也有“译者后记”做这方面的学术分析。我在这一后记中做出对比的其他四个版本中语法理解错误的发现所凭借的知识也主要是这个阶段所建立的较为坚实的语法基础。  上学不到两年，“”爆发了，我当个“逍遥派”，偷偷在家阅读手头有限的中外书籍。这个阅读过程一是大幅度地提高了自己从小喜爱的汉语旧体诗词修养；二是通读了1965年在旧书店买到的O．Henry所著的The．Pout-Millionand Other Stories，使自己的英语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有了本质性的提高；三是通读了19年出版的杨周翰等三人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下册，对欧洲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有了全面的了解，为自己的综合人文素质的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

入学四年后的1968年10月，我毕业后先后两轮在肇东市第四中学和哈尔滨铁路第六中学教汉语“语文”课。我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敬业精神也使我获得括“哈尔滨市教育工作者”在内的多项奖励。

1974年1pan>月我从中学调入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图书馆，在那里的大量阅读使我对欧美的历史和文学发展脉络有了更清晰、更深入的了解；但是我的主要精力用到了三个方面：一是提高中国旧体诗词的修养；二是研代文论；三是大量阅读中国翻译史和翻译理论，虽然那个时代欧美翻译理论的大规模还没有开始。

我在跟李静滢合译的《大卫的伤疤》的“译后记”里，在《夏季走过山间》的“译者前言”里，在给李静滢的博士论文《翻译的阐释学视野》出版时所写的“序”里，在小说《简·爱》的“译本序”里，都有一到两首旧体诗词。再如，在为外语教育出版社所编著《比较·鉴别·应用——英汉对比应用研究》的“编后记”里也配有一首七律。在这本编著出版后的一年内，我收到共6封学界学友的电邮，他们在讨论了这本书的学术特点之后，认为这首七律连同里面随机引用的中国代文论观点，为这本论文选集在综合人文性和可读性方面起到了激发潜在读者购买和阅读的良好作用。

我跟许渊冲先生讨论他的旧体诗词翻译的得失，共发表四篇论文，初的动因是因为看到了他对诗词的内容甚至是格律要求有为数颇多的不正确理解。

第二方面，对中国代文论的研在自己后来的学术论文中随处、的引用都起到了点题、增加综合人文性和可读性的作用。

第三方面，大量阅读中国翻译史和翻译理论使我在几年后发表的篇学术论文《“形美…‘音美”杂议——与许渊冲教授商榷》(1982年)就是探讨中国旧体诗词的翻译原则的；我跟许先生的循环往复共四轮商榷，在学界引起了广泛注意和“富代表性”的好评(请参见马红军《从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Ij海译文出版社，06：73—76)；四篇论文中的一篇《关于音美理论的再商榷》被海岸先生于07年选人了外语教育出版社《中西诗歌翻译论集》，使拙文跟严复、胡适、赵元任、闻一多、徐志摩、朱光潜、林语堂、朱自清、郭沫若、盾、钱钟书、季羡林、朱生豪、马悦然、顾彬等人的宏文共同列入同一本书中，虽然自己跟这些学贯中西的大师级的学者无法相比于万一。  “”后“哈外专”英语系合入黑龙江大学(简称“黑大”)英语系，教职员工一并转入“黑大”英语系。从此开始，全国各单位对政治出身的要求相对正常化之后，在校读书期间，由于自身的努力钻研，由于主讲教师唐小平老师的扶持和揄扬，我成为学层和教师心目中知识底蕴为突出的学生之一。1979年到80年代，“哈外专”1968年毕业生300人中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任教的仅有两名，我是两名中的人。在算是相当正式的有两名美国外教参加的笔试(以考查语法知识储备为特点)和面试之后，我被聘用，成为黑大英语系的教师，于1979年6月1pan>入该校该系开始教学工作。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了语言学各学科的初步涉猎和研究，到1985年调出“黑大”英语系之前先后发表了四篇论文，成为当时全系较早开始论文写作的少数几位教师之一。几十年后，我在自己毫不知的况下，成为黑龙江大学的“知名校友”，我处于不同年龄段的“黑大”三名英语系同括我的一名老师告诉我，他们把我当成刻苦自学、学有所成的例子给学生做励志讲话或报告。  1979年前后，由于“”的惯性作用，我们的生活仍处于相对贫穷之中。为了改善拮据、窘迫的济状况，我先后为黑龙江电视大学、市、区修学校以及哈尔滨动力区的几个超大型企业等六个单位业余讲授英语，用过的教括：c．E．Eckersle)r所著的Essential English(通译《基础英语》)和后来名声更加的New Concept English(《新概念英语》)。业余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自己的教学验，拓展了作为英语教师的教学和学术视野。对自己在黑大英语系的业”也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因为教学和“科研”的突出，曾受到中文系教授出身的鲁刚校长的“接见”和鼓励。  过大学胡壮麟和王式仁两位教授代表深圳大学作为临时主考的业务面试和试讲的考核之后，1985年2月我调入深圳大学外语系。当年暑假期间我参加了广州外国语学院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主办的暑假学修了“语言学与语言教学…‘语音学与英语教学”“语义学与英语词汇教学”“语用学知识与英语教学…‘词典学导论”“交际与实践”以及“微电脑与语言测试”等课程，为我之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随后的半年里.....

“形美”“音美”杂议

——与许渊冲教授商榷 

  许先生的“形美”“音美”主张是在1979年期《外国语》上的《诗词译文研究》一文中提出的。他说：“译诗不但要传达原诗的意美，还要尽可能地传达它的音美和形美”，又说，提出的“精练，大体整齐、押韵”的原则，“不但可以用于写诗，而且可以用于译诗。‘精练’，就要传达原诗的‘意美’；‘大体整齐’就要传达原诗的‘形美’；  ‘押韵’就要传达原诗的‘音美’。”  笔者认为，许先生在这里引用这一说法似乎有些牵强。众所周知，的这段话是针对新体诗创作而讲的。至于旧体诗的字数与韵律，早已约定俗成，已无必要提出“大体整齐”和“押韵”的要求。而许先生说它“可以用于译诗”则更嫌欠妥。显然这三条原则是不能不加区分地适用于译诗的一切况的。例如，新体诗的原诗每行长短不齐，译诗就大可不必讲究“大体整......

 刘英凯    曾任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学术带头人、研究生导师组组长，兼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等全国性学会的常务理事和理事。获省市政府行政奖三次，获、省市级学会及校级学术奖12次。研究领括汉英对比研究、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修辞研究等。发表文章100余篇，出版著作14部(含译著、编著)。